至於檢舉流程是「用手機拍下違規證據 > 上傳LINE群組 > 然後要求該助理捐錢。

延伸閱讀 國會助理多低薪？除了勞動部，全台灣都知道立法院違反勞基法 週刊再爆高虹安吹哨者檢舉信：助理李忠庭任職永齡基金會年薪600萬，替鴻海推動相關立法 林耕仁再爆高虹安多位助理薪資需上繳「立委小金庫」，高辦：幹部自願捐出來當公積金 【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】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，每週獨享編輯精選、時事精選、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。且高虹安如果發現助理遲到，就會強制該助理請事假1小時，再捐出1小時薪水給小金庫。

」 對此，高虹安競總發言人徐千晴則回應，立法院並沒有處理人事考勤的辦法，所以辦公室有內部管理的規定，疫苗假、事假，病假等規定，「都是依據勞動部相關的規定，員工管理與給薪都是合法合規的。還可留言與作者、記者、編輯討論文章內容。不過她觀察下來認為立法院是人治色彩很重的地方，助理的工作很難像一般上班族有明確打卡上下班時間，大部分都是「責任制」。此外，她的立委辦公室訂制內規，沒洗杯子、忘丟垃圾等也要被「罰款」，金額充公。但也從中得知，法官判定的標準與態度，就是以有沒有「上繳」來做衡量。

助理在面試的時候，也很少會跟委員談到加班費怎麼算，大部分就是談一個年薪或月薪數字。而且因為現在資安考量，助理得留在院內才能透過立法院的內網使用資料庫等。頭顱上的血肉相當柔軟，但經過某種保存處理，不會發出任何臭味。

他看起來很放鬆，一位完美的維多利亞紳士。對刺青皮膚、遺體和頭骨的大量需求，助長了新紐西蘭的暴力，而風乾頭顱的價值也從親密轉變成商業。這是從一種不可思議的客觀角度在觀察一個活文化，而且把責難的對象放在參與這類貿易的毛利人身上，而非助長這類貿易的典藏家。但問題是，將遺體從墳墓中挖掘出來陳 列在展廳裡，而且通常是與原本安息之所相隔遙遠的展廳，供訪客參觀，這並非常見的墓葬禮儀。

刺青是刻入皮膚的記號，給人暴力之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在歐洲帶有犯罪和殘暴的文化意涵。毛利紋面與風乾頭顱的歷史，就是毛利文化與歐洲恐懼和執迷的碰撞史。

它們是怎麼去到那裡？ Photo Credit: Henry Stevens Public Domain 霍雷肖 · 戈登 · 羅布利與他的Mokompkai頭顱珍藏品。塑造麥伊形象（參見第七章）與班克斯典藏的那種文化，那種強調擁有、控制和體驗的文化，要求有形的實體標本。該如何方式對待遺體？ 無法估計1770到1830年代之間賣出多少數量的風乾頭顱，也沒有管道可知道在達林總督下禁令之後還有多少數量祕密賣出。這不包括照片中他自己典藏的三十四件，而且勢必有更多數量落入私人手中，或是毀壞佚失。

1770年1月20日，班克斯描述一位毛利人帶來： 四顆還留有血肉毛髮的人頭，要我當成戰利品保存，性質有點類似歐洲人抵達之前的北美人頭皮。這類刺青從一開始就令太平洋的歐洲人深感著迷：那是刻刺在皮膚上的差異記號，藏不了也洗不掉，是阻止當地人融入英國殖民文化的有形障礙。他牆上那些頭顱的身分至今不詳，它們的故事淪為一種怪誕奇觀。它正好強化了南太平洋是混沌陌生之地的信念。

由於社群通常（可理解）不願販賣家族和領袖的風乾頭顱，於是發展出一種新趨勢：毛利人開始在囚犯和俘奴死前幫他們刺上與毛利文化無關的圖案，殺害之後將他們的頭顱拿去賣。在他身後，固定在牆上的，是三十四顆斷頭。

無論在何種情況下，它們的陳列都得恪遵儀禮規範：有資料指出，敵人的風乾頭顱應在戰爭結束後交換，做為和解的標誌。它是一項受人崇敬的習俗，如「tapu」（神聖的、精神性的或禁制的）一樣受到保護。

自那之後，將風乾頭顱賣給歐洲人的交易持續開放，直到新南威爾斯總督拉夫・達林（Ralph Darling）在1830年代下令禁止，希望藉此平息因這類交易所導致的殺戮。展示就是控制，這些影像就是人們想要擁有風乾頭顱的幫兇之一。羅伯利在1890年代列出博物館典藏中他所知道的八十九件風乾頭顱，主要分布於歐洲與北美各地。非毛利人很樂意用高價值的工具武器，最主要是毛瑟槍，來交換風乾頭顱。在1830年代前的這段時期，為家族製作的風乾頭顱數量有所減少，主要就是擔心它們會被偷去賣。文：艾莉絲・普洛特（Alice Procter） 13. 毛利族風乾頭顱 Mokomokai（節錄） 一名男子端坐等著拍照。

那名男子雙腳交叉，一隻手插在口袋裡，另一隻手拿著一根毛利巴圖（patu，一種扁匙狀的兵器）。他認為，紋面的歷史很快就「只能根據前人的評論和風乾頭顱的標本典藏」來書寫

」但實際上房地合一稅並沒有對這波房價飆漲產生抑制作用，二○一九年房地合一稅課徵了八十一億一千萬元，二○二一年則翻三倍來到三百二十二億四千萬，「政府打炒作」變成「炒房有賺給政府吃紅」。所以租屋市場依舊是不透明的黑市狀態，而且房東與租客權力不對等，政府考量在上述情況下又進行改革，可能促使房東抬價或是乾脆收回租屋，產生市場閉鎖效應，因此時至今日租屋市場的改革沒有進展。

若從市場交易來看，二○一九年六月至二○二一年六月這兩年間，不動產經紀業（房仲業）家數成長了百分之十五，受雇之不動產經紀人數量成長百分之十二、營業員成長百分之十九，均創下自二○○七年一月資料統計以來新高，不動產經紀業銷售額也逐年升高，至二○二一年首次突破千億元。房產買賣移轉棟數從二○一六年的二十四萬五千多棟，逐年攀升至二○二一年的三十四萬八千餘棟，創下二○一三年後的新高。

但與此同時住宅面積越蓋越小，民眾房貸負擔越來越大。在房地合一稅的課徵件數之中可看出其中端倪，房地合一稅針對持有未滿兩年就出售的案件課徵重稅，所以投資客只要撐過兩年就能避開房地合一稅的打擊，數據顯示持有「兩年以上，未滿十年」的佔比從二○一八年的百分之十七，上升到二○二○年的百分之四十一。政府展現的「利多」態度，對房市無疑是一記強心針，但房地產市場的熱度飆升遠出乎政府的預期。文：廖庭輝（筆名：洛書） 「打房問題不存在」的蔡政府 馬政府時期採取了許多打房政策，法規方面的措施有實價登錄、房地合一稅，金融方面的措施有央行的選擇性信用管制，央行從二○一○年至二○一四年共有四波選擇性信用管制，主要以限制購屋的貸款成數為主。

在馬政府時期，民進黨作為在野黨與住宅團體聯手推動的許多改革，在蔡英文執政後卻停滯下來，甚至倒退，導致二○二○年後台灣房價飆漲時，蔡政府根本束手無策，而且未見亡羊補牢。相對於幾乎全面失敗的「市場面」住宅政策，蔡政府較為積極推動的是「補貼面」的住宅政策（社會住宅、包租代管、租金補貼），也的確透過數次修法與立法開拓了興辦社會住宅的制度管道，但未來發展仍待觀察。

這些數據反映了房市的熱絡程度。到了二○二一年利率百分之一．三五，本息每月攤升高到兩萬一千八百八十一元。

只改革交易稅而未改革持有稅，僅僅是讓投資客拉長持有物件的時間，實際上沒有遏止炒作。市場面政策推動全然失敗 內政部曾在二○二○年五月表示「就目前政策作為而言，房地合一稅與央行持續對豪宅貸款的信用管制，對房市炒作可以產生持續性的防制效果。

至於租屋困境，蔡政府採取的是「培力產業」以「擴大市場」的策略，但因為沒有改革持有稅制，對持有多屋者祭出囤房稅、空屋稅，所以幾乎沒有成效，可說是完全失敗。矛盾的是，在此前提之下，竟然大幅放款資金進入房地產的限制，直到疫情爆發時的二○二○年上半年，依然維持放寬措施，以試圖「挽救經濟」。住宅建照的核發數從二○一六年的七萬九千、二○一九年的十四萬八千，上升到二○二一年的十七萬，創下二十六年以來的新高，顯示建商信心十足。因此二○一五年後，台灣的房價漲勢已逐漸趨緩，進入盤整。

因為房價居高不下，造成租屋需求上升，然而租屋政策並未有效增加租屋供給，使得租屋市場成為房東說了算的「賣方市場」。此外，僅存的豪宅貸款信用管制也毫無作用，二○一七年王泓仁、陳南光、林姿妤於《中央銀行季刊》發表的〈房貸成數（LTV）對台灣房地產價格與授信之影響〉一文，分析二○一○年至二○一二年的選擇性信用管制，指出雙北地區限貸可間接發揮抑制房價的功能，但針對高價住宅的限貸與房價之間不具統計顯著性。

回顧蔡政府的施政結果，可以說蔡政府十分迴避高房價議題，不僅未堅持上台時所承諾的持有稅制改革，甚至反而逐步去除限制高房價的政策措施。在高房價壓力下，利率降低並沒有減輕民眾負擔，若以二十年期本息平均攤還試算上述房貸金額，在二○一六年時房貸利率百分之一．六五，本息每月攤還一萬八千零六十二元。

七年來新完工住宅面積平均從五十七坪減至四十五坪，個人房貸平均金額則從二○一六年的三百六十八萬、二○一九年的四百一十三萬，上升到二○二一年的四百六十二萬。而包租代管與租金補貼的成效需仰賴租屋市場的改善，租屋黑市不改善的情況下，即便有補貼，房客也不敢申請，雖然內政部一再強調「房客申請租金補貼無須取得房東同意」，但申請租金補貼將使房東的出租事實曝光，可能造成房東的稅負增加，使得房東與房客處在對立的狀態，而房東若把申請租金補貼的房客趕走或是漲租，也無須取得內政部同意，房客其實是孤立無援。